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不仅对文明的样态和继续发展存在深刻影响，也会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格局与演变。同样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也会受到历史时空条件的限制。
从历史上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文明的理解非常不同，我们目前对文明的理解受到了现代西方国家的深刻影响。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何为文明进行彻底的反思，才有可能走出西方的文明意识，提出更加符合当代要求的文明观，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阐述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释文明本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第二部分，彰显文明底蕴，坚守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第三部分，回应文明关切，构建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的更新的中国方案。
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文明观，并不是从先秦以来的文明观念传承下来的。而是由日本人翻译英语的“civilization”进入到中国的。
文明的概念是在18世纪由法国学者提出的，用以和野蛮、原始相区分。但随着西方的发展，我们看到文明的观念进一步有了发展，而这个发展就是文明被特殊化了。
19世纪，欧洲人进一步将人类摆脱野蛮后的文明状态限定为西方经验和标准下的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带来的结果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成为了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唯一的标准。西方还进一步构建了对世界的理解，即对文明等级的划分。
随着西方在整个世界的殖民扩张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在世界广大的非西方地区进行了传播。如日本的福泽谕吉，他在接受了西方文明观念的同时，也就自然的接受了以西方作为中心的文明等级论，所以在他的著作当中，就把欧洲和美国视作是最文明的地区，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次之，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则被划入野蛮。
当中国从日本那里学习西方观念的时候，也把这样的一种文明观念带入到中国。所以在近代中国，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是关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到底是不是文明国家的争议。比如当时的康有为，就提出中国要走改良路线。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野蛮的阶段，而西方处于一个文明的阶段，所以中国要从当时的据乱世进入升平世。
现在我们回头看，西方这样的一种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根本上是单一中心的文明框架，没有办法容纳多元的文明，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下，将西方视作中心，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文明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这无疑对世界造成了巨大隐患。面对这样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我们有必要回到中华文明自身的传统中，去呈现或者梳理出来中国人对文明自身的理解。
坚守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
对“何为文明”的中国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中华文化认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对人文主义的推崇。从中华文明的立场看，文明意味着人摆脱神成为天地中自立自主自为的存在，意味着人对自身的自觉。人文立场使中华文明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现实世界，而非彼岸世界。由此影响中华民族对现实世界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从而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义的倾向与实践精神。
其次，对道德自觉的尊崇。如果说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体现的是人对自身的觉醒，那么中华文明的道德中心主义则进一步表明，人对自身的觉醒不是对人的欲望、本能、情感、理性或其他方面的觉醒，而是人对自身道德意识的觉醒。
一方面，高举循道立德的文明取向，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形成了非常复杂的道德规范体系，仁、义、礼、智、信代表的“五常”，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代表的“八德”成为全社会普遍奉行的道德准则，为支撑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坚持以道德为根基，中华文明将道德意识与道德要求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在政治上，中华文明始终强调的是要有这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王道观；在经济上，强调的是“义利之辨，以义为利”的利益观；在治理上，强调的是“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的教化观；在世界秩序上，强调的是“协和万邦”、“各得其所”的天下观；在个人生活上强调的是“仁义为己任”、“修身为本”的修养观。所有这一切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使道德全面参与到对现实逻辑的一种调整和规范上面。而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中华文明的道德中心主义的具体呈现。
中华文明对何为文明的第二个标准，是是否有一种道德意识。一个社会是否有道德意识，是判断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否是文明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跟西方文明的以力服人，强调力量对他人的压迫，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文明强调不仅要“以德服人”，而且要“怀柔远人”，这种道德中心主义在国家治理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上的独特呈现，是中华文明观自身的独特性的表现。
再次，对伦理本位的强调。近代以来，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其实也是一种人的复兴、人的觉醒。但中华文明对人的觉醒和近代西方又不一样。西方的文艺复兴对人的觉醒是一种个体化的觉醒，中华文明不是强调人作为个体的觉醒，而是强调人作为群体的觉醒。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对群体的觉醒，具体是以伦理本位的形式呈现的。
所谓的伦理本位，即是人在社会当中都是处于不同的伦理角色中，跟他者有不同的伦理关系。中华文化高度重视群体的价值，在中华文明的视野中，这样的一种对群体价值的重视，是在伦理角色、伦理关系当中去维护的。而维护伦理关系，实现群体价值，是通过个人去承担各自的伦理责任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个人对自身权力的诉求来实现的。也就是个人通过承担对他人的责任、义务，来实现群体的和谐，完成群体价值。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就建立起了以他人为重，责任义务为先的伦理道德感。这样的一种伦理道德感，同上述讲到的中国文化推崇道德主义结合在一起，强调道德的同时强调伦理责任感，强调了他人为重，为他人负责的道德观念。
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念，广泛而普遍地树立于个人与家国天下的日常实践中，成为了贯穿性的伦理要求。由此，也使中华民族产生了“家国天下为重”的观念。中国人身上的天下情怀，都与强调群体价值，强调对他人的承担、付出有紧密的关系。
另外，中华文化中的个人、家国、天下的不同等级，不是断裂的，它们之间不但没有出现非常紧张的对抗，反而是以连续性的、不断发展的结构去实现的。
所以费孝通提到，我们是一种同心圆的外扩，中间是有一贯性的原则贯穿其间的。以他人为重，责任义务为先的价值感贯穿其中，养成了中国人关注事物的普遍关联，关注整体性的思维，也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中华文明，它对自身何谓文明的独特性的理解，归纳起来，就是人文主义的人类关怀意识、道德至上的个体修养要求和共同体原则，这构成了中华文明关于何谓文明的基本理解。
构建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更新的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可突破西方形成的文明等级论，为构建并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新形态关注人本身，这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吸收和发展。
其次，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大一统”的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文明道德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文明新形态内在包涵着对道德精神的尊崇，跟西方社会的政教二分、对政治的单一化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华文明是政治与道义、实践与价值高度结合在一起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新形态。
再次，人类文明新形态试图构建的是一个大同的世界，是一个“天下——德性”共同体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对伦理（群体）本位的强调紧密相关。
本期编辑：左潇
